“你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？”

　　“最喜欢的啊，是《王者荣耀》咯。”

　　“那你呢？”

　　“最喜欢《迷你世界》还有《原神》，不过我手机不行，玩《原神》卡的很。”

　　依次回答我问题的，分别是小陈和小张，他俩同一个年级，同一个班，更为相同的是他们游戏的偏向：特别喜欢手机游戏，对主机或者 PC 游戏没太大兴趣。即使他们家里都有 PS4、Xbox One S 或者 Switch，都丝毫不能影响他俩对于手机游戏的热爱。

　　“现在的娃，根本不可能不玩手机游戏。”小陈的父亲对我说。

　　“小时候吧，还愿意和我一起玩玩《我的世界》和《铲子骑士》什么的，大了反而就没兴趣了，怎么劝都不行。”小张的父亲这样冲我抱怨道。

　　其实小陈和小张都不大，12 岁的年纪，小学六年级而已。

小张家里闲置的 Xbox One S

坏孩子

　　有关小学生玩手机游戏的原因，很多结论都停留在体量和数量的范畴里，无外乎是手机的普及率越来越高，手机游戏的数量越来越多……

　　这些原因十分正确，正确到过于粗线条的忽略了个别与总体之间的差异，而对于小陈来说，他的偏好都是被小张给“传染”的。

　　小张是刻板印象里的“坏孩子”，调皮捣蛋可以说是家常便饭，他最新的“战绩”是给夹心饼干里涂牙膏，然后分发给很多同学去吃。许多家长在班级的微信群里指责小张：“没有教养，家长都是干什么吃的！”

　　奇怪的是，小张越是“没有教养”，却越能得到同学们的青睐，他甚至逐渐建立了某种威信 —— 体育委员全票当选，也是班级足球队的队长。

　　更能说明这点的，自然是有关游戏的品味。

　　小张喜欢的手机游戏，大家都争着去玩，哪怕像小陈这样没有手机的，也要和家长软磨硬泡一阵，每天玩上 20 分钟才可以。为的是在课间和放学的时刻里，在小张绘声绘色描述游戏的时候，能够听懂他在说什么，甚至能够插上几句嘴，发表更加有意思的言论。因为小张是班里当之无愧的孩子王，他仿佛比其他孩子更有魅力。

　　最能反应这一点的，是我与小陈聊天的过程中，他无意流露出的有关描述游戏的语言习惯，只要涉及手机游戏的名字、玩法，以及到底好玩在哪里等等问题，小陈总会给具体描述加上几乎统一的前缀：小张说。

　　“小张说《迷你世界》比《我的世界》好玩，小张说《和平精英》里乌兹最好用，小张说手机上要出《使命召唤：战区》，小张说现在流行《原神》……”。

　　即使我没机会采访班上的其他孩子，也能揣测出他们的大致情况，即视小张为闪闪发光的明星。否则他们不会放学的时候总是围在小张身边，哪怕吃“牙膏饼干”还是不久之前发生的事情。或许孩子们比家长更加大度，更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友谊问题。

放学路上的小张，书包背后是皮卡丘和《迷你世界》人物的挂饰

　　这样的现象，其实也符合我们这些过来人，学生时代的“交友经验”。越是“坏”的孩子越能引起我们的兴趣，越有与他做朋友的冲动。

　　有关这种现象，心理学做出了合理的解释。人们容易被打破常规的、有反转的、超出认知范围的人或事吸引注意力。而“坏孩子”自然是以上特点的实践者，他们总能做出一些不符合常理的事情，去引发我们广泛的兴趣。

　　所以，并非“坏孩子”的个体容易得到受到关注，而是因为他的行为和思想与我们常规认知不同，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。

　　显然，小张完全具备以上心理学的画像：他拥有手机，拥有比其他同学更为丰富的手机游戏经验，以及有关手机游戏更加多元的看法。

　　不过，为什么是手机游戏呢？

凭什么

　　和常规报道里那些“哭着闹着要家长买手机的孩子”不同，小张的手机并非刻意请愿，而是家长主动提供。

　　小张他爸是大学老师，他妈则是公司的一名会计。大学老师的工作绝非轻松，除了正常的教学任务之外，小张爸爸还有职称升级等等各种工作压力，每天忙到晚上9点。小张妈妈压力更大，在私企工作的同时，公司目前的业务也不太好做。不仅“996”是一种常态，还得经常出差。

　　简言之，夫妻二人真正在一起的时间，比跟同事在一起的时间都少，就更跟别说陪小张做作业、聊天玩耍了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小张还参加了语数外三门的补课班，外加美术兴趣班。进入五年级后，迫于小升初的压力，更为了便于补课老师即时辅导，补课作业便多以视频“1 对 1”的形式出现，于是手机成了小张学习的必需品。

　　根据小张和小陈的描述，他们班拥有手机的同学将近占到了一半，即使学校三令五申禁止小学生使用手机，但学校的监管仅限于课堂区域，孩子们一到家里便少了那些约束。而小陈之所以现在没有手机，是因为他妈妈是名全职太太，可以提供自己的设备给孩子使用，类似这样的家庭形态，在他们班上还算是少数。

　　父母陪伴的缺失，加上补课的客观要求，使得小张使用手机的时间大大增加，而大多数手机游戏的社交属性，又让他这样年龄、这样家庭的孩子根本无从抗拒。

　　孩子们通过游戏，建立了几乎唯一的共同话题，他们不仅在线玩游戏，更是喜欢通过网络聊游戏。由此带来的社交快乐，弥补了他们在现实里的巨大孤独感。

　　实际上，早在千禧年伊始，当时还未像如今这么羽翼丰满的游戏巨头们，就通过棋牌休闲游戏平台，或是与社交服务绑定的小游戏，窥见了一条重要的发展道路。

　　2013 年腾讯进军手游市场，以休闲游戏为切入口，上线《天天爱消除》《天天酷跑》，并开始尝试多品类拓展。此后的故事家喻户晓，2015 年发布《王者荣耀》，背靠微信/QQ 的用户基础和社交沉淀，迅速成为全民爆款。同时腾讯大举进行海内外投资并购，与多家头部 CP 深度绑定，最终使其手游的市占率在 2019 年达到 50% 以上。

　　一部分“社交+游戏”的成功融合，自然引起了所有互联网企业的高度注意，从而进一步迸发出国产手机游戏的制作灵感。观察如今，无论是电商，还是参与新闻和视频制作的媒体，也会参与到相关的竞争中去。手机游戏的广告随处可见，地铁、超市、电影院，逐渐覆盖到所有人的生活。哪怕你不玩，但你绝对不会不知道。

　　而与之相比，无论是主机还是 PC 游戏，尽管有少数出圈的作品，但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如此深入的挖掘社交特点。即使这些游戏无论是玩法还是深度上都要强悍得多，但由于普及率、存在语境一直很隐晦的的关系，对孩子的吸引力相较之下就落后了十万八千里。

　　对于小张来说，其实很难确定“社交”和“游戏”的哪个影响更大：究竟是因为社交行为引导他进入手机游戏？还是由于手机游戏，使他的社交行为更为依赖手机？

　　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手机游戏在小张的语境里，早就不是像主机游戏那样，单纯为了好玩而玩。手机对他来说或许已经成为社交货币，是他自我认定的方法之一，不知不觉也在影响着其他的孩子。

Z世代

　　如果采用年龄区分代际的研究方法，小张和小陈是标准的 Z 世代人。

　　所谓 Z 世代，特指 1995~2005 年间出生的人。他们的特点是深受互联网影响，以 MP3、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科技产物为基础媒介，全方位的接入现实世界。

　　小张的例子更为特殊，或者说更有代表性。他 2008 年出生，甚至没有见过 MP3，手机和平板电脑是他接触最多的科技产品，这自然和 Y 世代（1980~1995 年出生）的人有天壤之别。

　　《I 世代报告》是简·特温格（JeanM Twenge）的新书。作为社会心理学家，特温格以手机游戏和社交媒体为研究对象，由此大致勾勒出 Z 世代年轻人的现实状态。

　　首先是积极的方面，Z 世代的人更加乖巧，或者说更加听话。相比 Y 世代的人，Z 世代青少年的初次饮酒、吸烟和性行为的平均年龄晚了 3.2~5.1 岁，他们对上述行为的副作用，有着比 Y 世代的人更加多元和清醒的认知。他们大多能良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而不是像 Y 世代的人那样趋于发泄。

　　但 Z 世代的人又过于“听话”了，他们对打工、外出郊游、学校社团活动等等公共生活的兴趣更低，相比之下更愿意宅在家里玩手机游戏，或者通过社交媒体“模仿”上述活动。

　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，当然与“Z 世代比 Y 世代的社会压力更重，社交成本更高”有着重要关系。就像小张并非不愿意和同学们一起郊游、一起游玩，而是业余时间都被家庭作业、补课活动所占据，鲜有进行公共活动的机会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以手机游戏和社交媒体所营造的舒适感和新奇感，也是小张不愿意进行上述活动的重要原因。毕竟玩手机游戏、聊微信的“效率”更高，而且由于算法的原因，呈现的内容更加“投其所好”。

　　在我看来，听话和乖巧的实质更接近“延迟成长”。正如特温格在书里指出的那样，现在 Z 世代 18 岁孩子的举动，更像是 Y 世代 15 岁孩子的行为，而 Z 世代 15 岁的孩子，更像是 Y 世代的 10 岁甚至 8 岁。他们的心智发育，没有随着科技的深入的提高，而是随着手机游戏和社交媒体的渗透发育缓慢。

　　于是他们听话也好，乖巧也罢，其实都是为了回避现实世界，为了浸入手机的世界，他们改造世界的愿望更低，因为他们觉得虚拟的社交更稳定。

　　有关原因，特温格的看法是“工具说”。Z 世代的游戏和社交媒体都已经高度进化，进化到无须学习成本即可进入，进化到无限贴合任何场合，毫不唐突。而 Y 世代在面临自己时期的游戏和社交时，都还需要必要的上手过程，存在着技术门槛和学习曲线。正是由于这些原因，相当一部分 Y 世代人视手机游戏和社交媒体为“工具”，而 Z 世代人则视两者为“自身感觉的延伸”。

　　不知不觉之中，手机游戏和社交媒体都在替换、包办、改变着 Z 世代人的行为和决策，更可况现在的手机游戏和社交媒体早已是一体两面，两者难解难分的同时，意味着孩子们将要面临至少两倍的诱惑。正是因为这种“表面成熟，实质幼稚”的心理状态，导致了 Z 世代人更加郁闷，更加痛苦。

正在玩手机游戏的小张

　　一个较为典型的形象，是中国的留守儿童。《青少年成瘾行为调研报告 —— 基于 2017/2018 青少年健康行为网络问卷调查数据分析》显示，作为手机游戏的重度使用者，在玩游戏的时间上，留守儿童要远远高于非留守儿童。很多农村家长把手机当成“电子保姆”，给你个手机就不吵不闹了，也不到处乱跑，这就行了。

　　有关这一点，也突出的反应在农村网络宽带的办理理由上：很多都是由孩子主动要求家长办理，并同时要求购买手机用于玩游戏。在这些留守儿童的眼里，手机游戏不仅是打发课余时光的必备工具，更是进行交流，甚至是显示自身地位的必要手段。

　　仿佛科技越是发展，孩子们越是封闭；仿佛时代越是进步，孩子们越是脆弱。手机游戏和社交媒体充斥各个角落的同时，也仿佛把孩子们困住了。

　　有人说“游戏根本不可能让人变坏，就像从前的武侠小说、电视没有让我们变坏一样”。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，但没有变坏的指向是外部表现，并不代表我们的内心状态就会变得更好。孩子们作为一片的未知水域，会被各种因素影响而不断泛起涟漪。

涟漪

　　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于今年再次做出了最新修订。此次修订的“亮点”之一，是新增了网络保护的相关内容。修正专章共计 17 条，核心是修正技术决定论：即营造和保证未成年上网游戏、上网社交的环境，这不仅是游戏厂商和发行商的责任，更是家长、学校以及全社会的责任。目的只有一个，打造多方参与的同心圆，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。

　　今年 9 月，国家卫健委还在《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》中明确指出，各个高中及高校应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。

　　具体的内容，无论是法则还是方案都非常科学和严谨。但无论其内容如何，都不可能面面俱到，毕竟条例和规定有着先天的“滞后性”和“方向性”。它们只能针对已经出现的问题，设定具体的解决法案和法律方向，不能完全代替社会各界每时每刻的实践。

　　就手机游戏的厂商和发行商来说，不可能就此发布“毫无吸引力”的游戏，毕竟游戏的本质之一就是令人放松愉快，不能因为它有未成年参与就抛弃这一设计初衷。

　　更为重要的方面，是游戏除了放松愉快之外，是否可以增添更多的附加值。目前所流行的“强社交属性”自然已是解法之一，但一味强调社交属性，是不是也是一种游戏设计的误区，也是违背游戏原则的具体表现？

　　我共计采访了 10 个孩子，6 男 4 女，但在这些孩子中间，我没有遇见一例通过手机游戏，想要“今后学做游戏”，以及“学着画出游戏人物”的孩子。唯一提出此类问题的是小陈，而他的问题是：你们大人是不是也在玩这些游戏？

　　这明显和我童年的经验有些差异，我记得很多伙伴都通过《马力欧》《魂斗罗》萌生了“今后想要做游戏”的愿望。我不敢说现在的手机游戏，以及强调社交的属性压制了孩子的想象空间，但显而易见的是，大部分手机游戏依然有潜力可以挖掘，而不是把社交属性作为唯一的甜头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孩子也需要将游戏“发酵”的时间和空间。他们被升学的压力所困扰，“学校/家庭/补课班”三点一线，毫无自由可言。

　　当然，我们可以将问题推给学校和家庭，但学校同样面临考核的压力，而且随着人员成本、运行成本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，他们所面临的竞争压力，早就是公开的秘密。

　　这个苦衷同样适用于家长，随着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，大部分家长根本无法长时间陪伴孩子，更别说指导和陪玩游戏了。两个方面的合力，无形当中又把责任“出让”给了游戏制造商和发行商，然而后者只能依照具体的法律条文，做粗线条的保护和管理。

　　这是一个规模过于庞大的问题，大到看似每一方都有原罪，大到每一方都有难言之隐，这大概也是《未成年保护法》不断强化网络保护，强调游戏和社交相关内容的原因。

　　毕竟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坏孩子，只有孤独的孩子；也没有真正沉迷手机游戏孩子，只有渴望被爱护的孩子。

　　参考资料：

　　简.特温格：《I世代报告》

　　乔纳森·海特 格雷格·卢金诺夫：《娇惯的心灵：“钢铁”是怎么没有炼成的》